因凡蒂诺现在太痴迷于搞政治，这让人感到羞耻

2025年9月，克罗地亚足坛名宿博班回到萨格勒布迪纳摩，担任俱乐部主席一职。近期，他接受了《卫报》的独家访问，聊到了与欧足联的过往以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相关话题。

午后，马克西米尔球场上空飘起薄雾，让这座建筑线条锋利的轮廓显得更加凝重。在对街的一栋楼内，博班正从容讲述自己重返此地的原因。他与记者们坐在食堂一角，享用墨鱼汁烩饭，这里现在已是迪纳摩的就餐区。不远处，正是他年轻时在俱乐部青训体系奋斗时曾住过的地方。“从感情层面看，这是我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记忆，”博班望着周围熟悉的环境，思绪回到过去，“如果不回到这里，我还能去哪里？”

他的足迹早已踏遍足球世界的各个角落。在管理岗位上，博班每一段经历都短暂却夺目。若不是过去十年他在国际足联与欧足联担任重要职务时持续发声，足球运动的面貌或许会大不相同。自从两年前高调离开欧足联后，外界总觉得这位有想法、讲原则的人物仍有机会登上更大的舞台。但实际上，他的天地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既收窄又拓宽：在苏黎世和尼翁任职时所拥有的政策制定权和影响力已经远去，但没有任何职务能像迪纳摩主席这样，让他持续处于公众视线中心，承受接连不断的关注与审视。

当天的报纸就是明证，前一晚球队在欧联杯中1-3输给皇家贝蒂斯后，犀利的批评随处可见。“人们总说耶稣是善良的，”他平淡地说道，“比我们所有人都好，这是明摆着的，对吗？可他们还是把他钉上了十字架，我们又凭什么能避开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十字架’呢？”

这话很符合博班的风格。半年前，他高调回归，起初担任俱乐部首席执行官，九月又通过迪纳摩首次完全民主的选举成为主席，他决心改造这家他在19岁就担任队长、并在34年前离开前往米兰的母队。他的目标，是让这家仍然笼罩在前首席执行官兹德拉夫科-马米奇丑闻中的俱乐部重现活力。而这份工作，他不收取任何报酬。

“我这辈子一直在说，我爱迪纳摩，爱这里的人们，爱这座城市，爱我的祖国，”他的语气十分坚决，“那么当他们向我发出邀请时，我怎么能说‘不，我已经57岁了，只想坐在岛上晒太阳、看海钓鱼’呢？如果我真的拒绝，那就违背了我一生所坚持的信念。”

在马克西米尔球场附近的三个小时里，博班阐述了自己的计划，也不回避那些需要理清的难题。最受关注的，是2024年1月他与欧足联的分道扬镳——当时他已担任欧足联足球主管近三年。博班认为，欧足联主席切费林提出并推动通过的章程修正案很不妥当，该修正案允许切费林竞选第四任主席。当时他公开批评切费林的“个人野心”。作为回应，切费林在接受《卫报》采访时直接表示博班“不值得我评论”。

球员时代的博班随米兰赢得四次意甲冠军和1994年的欧冠冠军，退役后涉足政界，始终以退役球员身份发出有力却时常受阻的声音。回顾这段经历，是否感到遗憾？

“我只遗憾我和亚历山大（切费林）的私人关系走到了这个地步，很抱歉事情发展成这样。”自那以后，两人再未联系。“那几年我们关系不错，和他的家人也很亲近。但我做了我必须做的事，也清楚表明了我的立场。他选择了他自己的路，就这样吧，我祝愿他一切顺利。”

“但我一点不后悔。这件事我考虑了整整两个月，没有像孩子一样冲动，也没有像被惯坏的小孩那样耍脾气。我反复思考，给自己时间斟酌，也给别人时间去理解。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决定和后果负责。我是这样，别人也一样。”他坦言，如果没有那次分歧，自己可能还在欧足联工作。但压抑真实想法对他来说是不诚实的。就像2020年3月，他在米兰担任首席足球官仅仅九个月时，因在访谈中批评俱乐部的所有权结构，最终被迫离职一样。

这就引出一个疑问：假如他仍在国际足联任职，会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2016至2019年间，他曾担任国际足联副秘书长，之后才加入米兰。博班与因凡蒂诺共同推动了国际足联的变革，他说在自己任职期间，这个曾经“惶恐失措、迷失方向的机构”慢慢回归正轨。他坚决捍卫两人当时的改革成果，并详细解释了对视频助理裁判（VAR）项目的支持——他正是该项目的主要推动者。

博班指出，很多分析忽略了VAR在防止比赛操纵、保证公平性上的作用。“如今足球的诚信度和透明度已经大不一样，”他说道，随后列出一串数据，将VAR介入消耗的时间与每场平均七分半钟的界外球耗时进行了对比。

当然，如果因凡蒂诺在他任职期间做出任何违背国际足联初衷的事情，他一定会选择辞职。谈到因凡蒂诺用“和平奖”为特朗普颁奖，借此“占用”2026年世界杯抽签仪式的举动，博班直言不讳。“既不尊重，也不负责任，”他这样评价前任上司的行为，“我简直无法观看。我很惊讶他会有这种念头，太政治化了，过于迷恋充当政治人物以及这类事情。”

“一开始并非这样。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围绕足球和球员展开。我们原本要让国际足联回归这个重心，当时也确实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可后来，一切都偏离了。詹尼曾经很有担当，但他没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行为对他自己以及国际足联造成的影响。他本想做到最好，结果却事与愿违。国际足联不该变成政治机构，可他正在把它往那条路上引，这是令人遗憾的。”

“但这不能否定他之前做过的所有好事，并不是因为我曾和他共事。但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说明方向已经偏失。至少，这件‘荒唐事’把问题全都暴露了出来。我为此感到惋惜：为国际足联惋惜，为他惋惜，也为足球惋惜。”

回到博班的办公室，阿尔伯特-卡佩利亚斯走了进来，他在六月被任命为迪纳摩青训学院主管，这次是来做简短汇报的。卡佩利亚斯曾在巴塞罗那青训营和B队工作超过十年。博班的设想，是将拉玛西亚的青训理念，与那些培育了无数克罗地亚球员的激情与热忱相融合。

“我们希望能拥有欧洲顶级的足球学院之一，我相信几年内就能实现，”博班充满信心，“这样，所有人都会明白，从迪纳摩走出的球员，都是受过良好培养的球员。”

在他看来，迪纳摩完全可以成为各大赛区年轻球员磨炼竞争力的可靠跳板。“20岁的塞尔希-多明格斯，即便不是世界最佳，也是最出色的年轻后卫之一。”他在季前赛时从巴塞罗那加盟。丹尼-奥尔莫也曾走过相似的成长道路。刚满17岁的前波尔图边锋卡多佐-瓦雷拉，预计不久后将从萨格勒布转会至巴萨。

博班的信念令人触动，但这样的思路，真的能让迪纳摩这类俱乐部在精英球队不断拉开距离、渐行渐远的足坛中保持位置吗？“我相信假以时日一定可以，”他说道，并以亚特兰大为例，称其为凭借明智决策崛起的俱乐部代表。

他并未指摘全新的欧洲赛事体系，认为欧足联的执行工作值得认可。不少核心人士承认，正是博班在与执委会的长期博弈中，将新欧冠的小组赛场次从10场减少到现在的8场。同样，在国际足联任职期间，博班是世俱杯的主要倡议者之一，但他主张的是24支球队参与、为期18天的赛事规模，采用三队小组制，淘汰赛若打平直接进入点球决胜。谈到目前的世俱杯形式，他忍不住提出批评：“32支球队、30天赛程，这简直是在‘摧残’球员。”

博班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热忱地讨论这些话题，其中还包括他眼中“另一个致命问题”——加时赛。这不禁让人担心，这位能够影响足球走向的人物，是否过早被权力中心边缘化。切费林很可能在2027年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连任欧足联主席，即便在如此高度控制的政治环境中，博班仍然拥有不少支持者。他难道不会再次考虑回归吗？“不，绝对不会。我很清楚。有很多人，非常多的人，经常给我打电话。但这里是我足球生涯的起点，也会是终点。而且是我最热爱、最珍视的地方。这份情感，我无法带到别处。所以，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完满的呢？”

此时，薄雾已完全笼罩马克西米尔球场。正是在这里，1990年5月，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的比赛爆发暴力冲突，博班一脚踢向警察，从此成为民族英雄。与一些解读不同，这一事件并未直接引发血腥的南斯拉夫战争，但一夜之间，他成为克罗地亚抵抗力量的精神标志。次年，克罗地亚宣布独立。

“那是集体的一刻，不关乎我个人。那是克罗地亚年轻人的集体觉醒。我们从未感受过如此深重的不公，于是团结起来为克罗地亚的事业抗争。我们是叛逆者，是抵抗者，但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我们的自由流血牺牲的人。他们比我伟大得多。那天，我为我们骄傲，为年轻人骄傲，为我们的抗争姿态骄傲。我们想要什么？自由。我们做了正确的事。这与民族主义无关，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仇恨无关，只关乎正义与自由。”

早在国际足联向他发出邀请之前，博班就已取得历史学学位，做过记者，还拓展了商业领域的事业。“或许是前南斯拉夫的动荡局势，促使我去研究历史吧，”他说道。他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人性从未有过太大改变。变化的只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社会形态和物质条件。古希腊人与今天的我们，有着相同的困惑、相同的问题和相同的恐惧。”

没有什么能改变博班。“你可以读一百万本书，拿一百个文凭，但我的灵魂里，始终是个足球运动员，”他说。有时，他会拿起球鞋，和卡佩利亚斯一起去学院的球场。膝盖里的软骨早已磨损殆尽，但他依然会和U14、U15的孩子们一起踢球，至于尝试和U17的孩子同场竞技，就显得有些吃力了。

“我现在的样子，大概没什么鼓舞作用吧，”他笑着说，“我从不防守，总在场上扮演‘小丑’的角色。但从我四五岁起，我就坚信，如果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使命的话，那就是踢球。直到现在，我内心最纯粹的那部分，依然是那个热爱足球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