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只在拉美拐了一个弯儿

        巴西世界杯热潮席卷全球，足球赛事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然而，场上的焦点几乎完全被美洲球队占据，拉美国家正将这项国际大赛转变为美洲球队的舞台。卫冕冠军西班牙队在小组赛中以0:2败给前殖民地智利，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先告别赛场的队伍。有网友调侃道：从1492年哥伦布抵达新大陆，到西班牙失去最后一块殖民地古巴，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强势统治了四百余年；而这次世界杯，西班牙队仅停留一周便打道回府。

        拉美人在足球场上的恩怨情仇，令人联想到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这不仅因为他用优美文笔追忆了这项美丽的运动——即《足球往事》，更因为这位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以笔为矛，撰写了轰动世界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部战斗檄文将五百年来新旧殖民主义对拉美地区的残酷掠夺公之于众：我们的贫穷，源于他们的富裕；我们的落后，源于他们的发达。这部文字犀利、情感充沛的经典之作，已成为出版界的“长青之作”，更被拉美左翼奉为“圣经”。

        然而，这位以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反美立场著称的左翼知识分子代表，似乎在某些观点上发生了转变。在世界杯开幕前两个月举办的巴西利亚第二届图书节开幕式上，73岁的加莱亚诺对自己在三十多岁时的代表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流露出一丝反思。他坦言：“我原想将那本书写成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但我当时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和知识积累。”如今，“现实已发生巨变，我个人也有了很大变化。”他认为那本书“属于过去的时代”，“我无法再重读它，否则会感到晕眩。对我而言，那种传统左派的论述风格过于沉重，我的身心已难以承受。”相反，多样性似乎成为他新的信念。“现实之所以复杂，正是因为人类境况本身就丰富多彩。直至今日，仍有人将多样性视为威胁。但幸运的是，多样性并非威胁。”

        时光流转，世事变迁。二十世纪后期至今的东亚经济崛起，为加莱亚诺曾经的信念提供了一个反例，而二十一世纪初拉美地区因大宗商品繁荣带来的“黄金十年”，或许更让他感受到坚持原有立场的沉重压力。实际上，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阿根廷等国相比，巴西、智利及其祖国乌拉圭推行的社会民主实践获得了更多支持，也更为他所赞赏。这种转变的发生，或许是因为早在四十三年前，他便敏锐地预见到，在一个由苹果、三星、西门子、松下、索尼等跨国公司主导的世界里，“技术女神不说西班牙语”这一状况在很长时期内都难以改变。

        发生变化的不仅是加莱亚诺个人，拉美民众对历史的态度也在转变。调查显示，他们对全球化展现出出乎意料的热情，对于历史上新旧殖民主义所带来的伤痛表现出相当的宽容。这一现象令人惊讶，因为在思潮纷繁的拉美大陆，依附理论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当前两大知名民调机构——拉美晴雨表公司和皮尤全球态度项目的数据均表明，拉美人正在积极拥抱全球化及其前殖民宗主国。2007年与2009年的拉美晴雨表调查发现，在西班牙的前殖民地，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西班牙对其国家的历史影响是积极的，这一比例是持负面看法者的近五倍。绝大多数受访者（超过80%）对前宗主国西班牙持正面评价。同时，皮尤全球态度项目在2002年和2010年对八个拉美国家的民众进行访谈后得出结论：在关于“外国大型企业的影响是好是坏”的问题上，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受访者认为其影响是正面的。调查还显示，在拉美地区，国际贸易比外国投资更受青睐：约70%的拉美人认为自由贸易利大于弊。

        加莱亚诺的思想转变、马杜罗总统面临的执政困境、阿根廷债务危机的再现，或许正将“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这一充满激情的口号，从坚定的感叹号转向疑虑的问号。这些曾经以及现在更多地强调外部威胁的论述，或许不得不转向内部反思，去寻找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具有决定性的内因。

        2005年11月，在日裔美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主持下，来自美国与拉美国家的知名学者齐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一地点选择意味深长！），探讨两个美洲——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差距。会上，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外部影响、殖民遗产、自然资源、疾病及自然环境被归为“无法解释差距的因素”，因为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已被证伪。然而，相比之下，文化因素的解释力稍强一些。天主教伦理与新教伦理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普遍被视为现代民主和市场经济的阻碍。但有趣的是，在亨廷顿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多数新兴民主国家信奉的正是天主教。或许相比于宗教，政治文化对发展的解释更具价值，影响也更为深远。“在拉美，非正式规则往往决定着正式制度的运行。”福山毫不犹豫地将这种制度的潜规则写入了其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不仅是产权、法治以及能够减少冲突、促进集体行动的政治制度等制度性因素，福山也强调了政策与社会结构的解释力。政策源于政治制度，决策失误是政治制度缺陷的结果，而政治制度本身却难以变革。同样，持续出现的社会冲突与动荡也导致了拉美的不发达，但这恰恰是制度造成的结果，因为这些制度安排往往只考虑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即达龙·阿塞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所称的“汲取性制度”，而非“包容性制度”。

        阿根廷无疑是一个典型案例。正如社会学家马里阿诺·格隆多纳在《经济发展的文化条件》一书中所指出，他的祖国阿根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实现了“不发达转型”的国家，即在达到发达水平后又重新滑落至不发达状态。这也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曾说过，世界上存在四类国家：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日本和阿根廷。普遍认为，阿根廷的“不发达转型”受到一种力量的牵引——民粹主义的诱惑。1930年后，阿根廷便陷入政变、冲突与动荡的漩涡而难以自拔。此后大部分时期，庇隆主义主导着阿根廷政治，至今困境依然。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鼓吹大众动员以对抗现有秩序的政治哲学，民粹主义从未消退。今年4月，阿根廷政治哲学家、基什内尔主义的理论鼓吹者厄内斯特·拉克劳去世；两个月后，克里斯蒂娜总统任命理查多·福斯特为新设立的“国家思想战略协调秘书”，负责“设计、协调并组建一个国家思想智库”。

        阿根廷显然不是最后一个、也非最受这种诱惑的国家。历经十年的经济增长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仅依赖于大宗商品，而与技术进步、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关联不大。发展似乎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缓慢增长或将成为拉美地区的新常态。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太平洋联盟四国（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2%，而南方共同市场三国——委内瑞拉（-0.5%）、巴西（1.8%）和阿根廷（0.5%）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6%。甚至有传言称，巴西正在变得像阿根廷，阿根廷正在变得像委内瑞拉，而委内瑞拉正在变得像津巴布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