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税改引抗议；石油时代的“最后之人”

哥伦比亚示威：公义抗争与矛盾深化

原定由阿根廷和哥伦比亚联合承办的2021年美洲杯赛事于5月21日出现变动：哥伦比亚不再作为本届赛事的东道国。这一体育新闻背后反映的局势却颇为复杂，该国失去举办权不仅是由于新一轮新冠疫情的冲击，更因为自4月下旬起，伴随疫情爆发的全国性示威运动正使国家局势持续动荡。

自4月28日总统杜克（Iván Duque）宣布将推行新的财税改革方案、计划加税并缩减公共支出以来，哥伦比亚民众的愤怒被迅速点燃。至5月3日，杜克总统虽表示撤回原改革计划，将基于“政治共识”拟定新草案，财政部长也引咎辞职，但这些举措未能平息街头示威。相反，由于杜克随后态度转趋强硬，以及警方在处理大规模抗议时采取的暴力手段，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2021年5月6日，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民众持续举行抗议示威。

哥伦比亚上一次大规模税制改革还要追溯到九年前。此后该国人口持续增加，但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此外，国内虽与反政府游击武装达成和平协议，但有组织犯罪率开始攀升；对外则需应对因本国政局动荡而大量涌入的委内瑞拉难民——据估计人数高达180万。面对这些挑战，全球新冠大流行更使哥伦比亚的困境雪上加霜：公共卫生系统不堪重负，去年便已实施居家令，这对贫困家庭及普通民众的生计造成重大影响。疫情期间，该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70万，死亡人数逾7.5万。

推行新一轮财政紧缩政策，可能是哥伦比亚政府为了维持国家财政平衡与国际信用评级所作的努力，但由此引发的抗议浪潮恐怕超出当局预期。在4月底至5月初的示威中，全国出现大规模罢工，众多货车司机停工导致必要物资运输受阻。而从政府表态来看，当局有意淡化冲突初期严重性，并将矛头指向所谓“城市恐怖主义”与有组织犯罪。在波哥大、麦德林等主要城市及冲突最剧烈的卡利，大量公共设施遭到破坏；截至5月3日，抗议已导致19人死亡、超过800人受伤。哥伦比亚当局也多次强调抗议对当前疫情的影响，国防部表示将增派人员确保抗疫物资运输畅通。

然而截至目前，哥伦比亚的示威活动仍未停息。全国抗议已持续近一个月，除罢工外，学生团体也加入罢课行列，并与工会等组织一同要求与政府对话。参与抗议的城市工薪阶层与中产阶级不满足于总统撤回税改方案，更要求当局提出进一步改革计划，以解决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并遏制全国范围内的暴力犯罪——而后者正是杜克在应对此次抗议时归咎的主要对象。另一个促使抗议持续蔓延的因素，是警方对抗议者采取的一系列暴力镇压手段，前总统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已公开呼吁杜克就警察暴力问题承担责任。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不少观察人士指出，哥伦比亚此次全国性抗议根源在于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公与暴力犯罪，这两者在疫情期间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疫情持续冲击该国社会与医疗体系，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随着抗议中警察暴力问题浮现，预计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感将持续加深。

然而除了抗议者与警方之间的激烈冲突，哥伦比亚这场全国性危机也暴露并加剧了另一层面的社会不公——即该国的“阶级”分野。根据《卫报》报道，哥伦比亚社会长期存在森严的等级秩序，最明显的表现是城乡差距以及原住民与非裔族群遭受忽视。表面上，反对社会不公与暴力犯罪对当地原住民同样是核心诉求，因此也有部分原住民加入和平示威，但所谓“市民”与“原住民”之间的长期差异在不断持续的示威中被放大。

在卡利，罢工者堵塞交通，推动游行队伍向一处富人区行进，但在富人区附近遭遇另一批武装平民设置的路障，随后更有据称来自富人区的武装民众向游行人群开枪。类似情形在当前哥伦比亚抗议运动中并不罕见。随着当局将矛头对准有组织的暴力犯罪——包括此前活跃于该国（尤其是乡村地区）的激进左翼游击武装，民众之间、特别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被有意淡化，针对原住民的暴力也因此未得到有效制止，因为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无论在种族、政治利益还是过往公共安全考量上，都被视为非“市民”群体。

一位在卡利当地大学任教的教师（Carlos González）指出，当局并未意识到当前抗议者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城市的中产阶级，而非乡村的游击武装。另一方面，接受采访的哥伦比亚富裕阶层则将警察视为自身与国家的保护者，由此亦可窥见该国社会矛盾与认知分歧之深。

事实上，在哥伦比亚，原住民被污名化乃至遭受种族歧视并非新鲜事。至今哥伦比亚原住民仍常被指控为贩毒集团工作或参与乡村游击武装，这也使得该国的社会分层愈发明显。尽管原住民与都市中产阶级拥有类似的政治诉求——即反对社会不公与有组织犯罪，但这些议题即便得到当局重视并得以落实解决，原住民也未必能从中受益。

当前的哥伦比亚似乎陷入了一种嵌套的恶性循环：除了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社会问题，疫情加剧了社会不公与暴力犯罪，而示威抗议又延缓了当局应对新一轮疫情的进度。5月20日，哥伦比亚邻国巴拿马已宣布将暂时关闭两国边境，以防哥伦比亚疫情输入。此前哥伦比亚曾宣布重启边境与两国航运，但近期疫情恶化令巴拿马当局不敢掉以轻心。如今哥伦比亚当局面临的疫情仍在蔓延，而他们所指责的有组织犯罪正以另一种方式持续撕裂社会，杜克总统及其政府需要提出的或许远不止一份基于共识的财税改革方案，还需更多具说服力的措施——哪怕是设想——以安抚民众与这个长期受不公与暴力摧残的社会。

参考资料

“Colombia protests leave 19 dead, more than 800 injured as strike continues”. The City Paper Bogota: http://thecitypaperbogota.com/news/colombia-protests-leave-19-dead-more-than-800-injured-as-strike-continues/27340

“Colombia mass demonstrations ‘reflect a deep national crisis’”. Al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5/19/colombia-mass-demonstrations-reflect-a-deep-national-crisis

“Colombia’s class war turns hot on the streets of Cali”.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21/may/19/colombia-class-war-cali

“Colombia: Controversy and violence greet Indigenous protesters”. Deutsche Welle: https://www.dw.com/en/colombia-controversy-and-violence-greet-indigenous-protesters/a-57588268

“Panama says will temporarily close border with Colombia over COVID-19 risk”. Reuters: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panama-says-will-temporarily-close-border-with-colombia-over-covid-19-risk-2021-05-20/

后石油时代的沙特阿美

5月初，自由撰稿人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耶（Sebastian Castelier）在独立网站“东方二十一”（Orient XXI）发表评论文章《沙特阿美：石油时代的最后坚守者》，分析全球最大产油商沙特阿美如何在全球经济逐步脱碳的进程中继续获利，致力于使沙特成为石油时代落幕之际的领军力量之一。

沙特阿美的油田生产设施

卡斯特利耶从去年9月空客公司发布的三款概念机型谈起。新冠疫情给民用航空业带来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促使空客启动名为ZEROe的未来计划：目标在2035年部署首架“零排放”飞机。这家欧洲企业在宣传视频中展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氢动力飞机，其中包括可搭载200名乘客的翼身融合设计机型。技术进步为航空公司降低碳足迹带来希望，但“绿氢”（通过可持续能源电解水制取）目前仍被认为成本过高，缺乏商业可行性。

对于航运、采矿、钢铁、塑料及水泥等尤其难以脱碳的行业而言，石油依然不可或缺。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预测，到2050年全球石油日消费量仍可能在3000万至9500万桶之间。BP承诺到2030年将其油气产量降低40%。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预计，到2045年全球原油日产量将达1.09亿桶。

作为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从全球经济缓慢脱碳的过程中看到了继续从石油中获益的机遇：“我们认识到可持续能源方案对加速全球能源转型至关重要……但事实上这需要时间，因为在许多地区石油替代品仍然有限。”这段声明由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赛尔（Amin Nasser）于2021年3月发表。这家被视为沙特经济命脉的石油巨头供应全球十分之一的原油产量，并期望在未来50年满足中国的能源需求。

沙特阿美能够开采埋藏较浅的石油资源，这一优势使其生产成本全球最低，仅为俄罗斯的一半，比美国页岩油成本低近三倍。过去几十年航运成本的下降进一步增强了其竞争力，确保了利雅得在损害环境的同时出口“低成本”原油的能力。石油生产占全球海运贸易碳排放的四分之一。

卡斯特利耶继而剖析了沙特阿美宣扬的“清洁污染”概念。该公司强调其生产的石油是全球第二“清洁”的，仅次于丹麦，因此有理由主张其在石油时代末期扮演关键角色。这种“低碳”论述基于一项由沙特阿美共同资助、2018年发表于美国《科学》杂志的研究，该研究分析了占全球产量98%的90个国家8966个活跃油田的排放数据。研究结论称，每桶沙特汽油从开采、处理到运输至炼油厂的过程将排放27公斤二氧化碳，为全球第二低数值。因此该公司声称，到本世纪末使用低碳原油可能减少至少180亿吨碳排放。但与全球能源相关碳排放总量相比，这一数字微不足道：自2000年以来碳排放量已近600亿吨。美国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能源专家吉姆·克兰（Jim Krane）认为：“沙特阿美希望公布这些数据可以理解。这有助于塑造其良好形象，并使其能够宣称使用沙特石油的碳排放低于其他任何来源。”

通过依托“矮中取长”的论述，沙特阿美回避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核心问题。研究现代社会系统脆弱性、能源环境约束与复原策略的专家亚瑟·凯勒（Arthur Keller）指出：“坚持走完石油工业文明末路的‘最后坚守者’策略是一种误区。我们正在突破地球极限，正在玩火。现在是时候关注核心问题了——即我们星球的可居住性……考虑到气候崩溃可能给该地区带来的损失，海湾国家这种自私而固执的牟利行为更令人吃惊，因为该地区将承受全部后果。”事实上，科学研究表明阿拉伯-波斯湾地区可能在2070年后变得部分不宜居住，夏季尤其如此。

卡斯特利耶进一步分析道，在全球减产的背景下，沙特阿美却在扩张。

致力于分析气候变化对金融市场及化石燃料投资影响的智库“碳追踪”（Carbon Tracker）称，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尤其是将温升控制在1.5℃以内（相较于工业化前水平），从现在到2040年，主要上市油气公司必须减产三分之一。

自1965年以来，沙特阿美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公共污染源，其碳排放占全球总量4.8%。反其道而行，该公司希望将石油日产量提升至1300万桶，即比2020年4月创下的产量纪录再增100万桶。其目标是抢占西方竞争对手因舆论压力减产而让出的市场份额。除非其决策者效仿美国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的做法——该公司于1月宣布向印度出口200万桶100%碳中和石油，此为全球首例，但这二华而不实的声明实际上掩盖了通过购买碳信用以抵消100万吨碳排放的做法。此举受到批评，不仅因这种补偿方法缺乏透明度，更因其助长了“更清洁污染”的观念。

亚瑟·凯勒认为，沙特阿拉伯是为数不多拥有“强大杠杆”能力的国家，能够引导国际对话朝深刻变革经济体系与生活方式的方向发展。“理想情况下——虽然所需意识形态信念极高，近乎空想——产油国联盟可通过宣言向世界发出强烈信号：‘我们将提供必要石油，以确保向尽可能脱碳脱塑的文明过渡，致力于雄心勃勃社会转型计划的国家将获得优惠关税。’”

卡斯特利耶进而批评沙特阿美运作缺乏透明度。

尽管沙特阿美竭力在能源转型中扮演受尊重的角色，但在首次公开发行1.5%股份时却难以兑现透明度承诺。该公司在上市说明书中宣扬的碳足迹实际被低估达50%，因其未将许多炼油厂与石化工厂的排放纳入计算。虽然公司承认错误，但仍拒绝将合资工厂列入碳评估范围。持有该公司股份的沙特商人萨利赫·奥马尔（Saleh Al-Omar）认为：“环境法规尚不严格，对于沙特阿美这样掌握沙特命脉的实体，我们不能施加过于严苛的规则。”

沙特阿美也是最后一批拒绝披露其燃料最终用户产生的Scope 3排放量的上市大型石油公司之一。（温室气体排放计算分为直接排放Scope 1、基于电热使用的间接排放Scope 2及其他间接排放Scope 3。Scope 3涉及产品生命周期中其他阶段，如运输、使用及废弃处理。）这些排放通常占石油公司总排放量80%以上。彭博社估计沙特阿美排放量占全球总量4%。然而海湾地区石油公司并非唯一缺乏透明度者，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直至今年才首次公布Scope 3排放数据。

这些石油公司的做法令政府与工厂无法获得“绿化”碳足迹所需的基础数据，同时也影响公共健康。据美国环保署（EPA）指出，石油天然气行业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包括有毒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最大工业来源”，被怀疑可能致癌及引发呼吸系统疾病。

卡斯特利耶最后写道，在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ed Ben Salman）对异议声音的镇压，剥夺了公民要求沙特阿美承担责任的可能性。此外，该地区各国政府对公共辩论的严格控制削弱了公众对石油行业长期影响的认识。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一项研究，尽管民众环保意识有所提升，但“相当一部分”人口仍处于“无知”状态。在18至24岁年轻人中，近半数表示从未听说或不确定“碳足迹”一词含义。这种认知缺失使沙特决策者无须为棘手辩论所困，也不必解释成为石油时代“最后坚守者”这一决策可能付出的人道代价。